汪精衛任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本名汪兆銘（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筆名精衛，因此歷史上多以“汪精衛”稱呼。祖籍浙江山陰（今紹興），出生於廣東三水（現屬佛山市），汪精衛年少時期相貌英俊，被譽為民國四大美男子之一。他謀刺清攝政王載灃的壯舉得到舉國敬仰，後來在二戰期間與日本合作成立南京國民政府。
簡介
1903年官費赴日本留學。 1905年參與組建同盟會。一度主編《民報》。 1905～1906年革命派與改良派論戰期間，發表一系列文章，宣傳革命主張，抨擊清政府和改良派，產生了積極影響。 1907年隨孫中山赴南洋。 1910年3月，謀炸清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被判處終身監禁。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汪出獄並結識袁世凱。與楊度組織“國事共濟會”，呼籲停戰議和。 12月，充當南方議和參贊，參與南北和談，主張孫中山讓權，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統治時期到法國留學。回國後於1919年在孫中山領導下，駐上海創辦《建設》雜誌。 1921年孫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汪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次年任總參議。
1922～1923年，孫中山籌備改組中國國民黨，汪反對支共黨員加入國民黨。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汪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 1925年3月孫病危，汪代為起草遺囑。孫中山病逝後，廣東政府於1925年7月改組，汪被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共事變後，汪也於7月15日在武漢發動七一五事變，剿殺支共黨人及賊匪。 1928年11月，陳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組派，汪被舉為首領。 1930年汪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共同反蔣。失敗後，流逃香港。 1931年，汪糾合各派反蔣勢力，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九一八事變後，全國要求各黨派共同抗日。蔣、汪再次合作。 1935年汪被刺受重傷。 1936年西安事變後，準備乘機取代蔣介石出掌政權。蔣回南京後，汪出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
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汪被舉為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黨、政權勢均在蔣介石之下。 12月出走越南，發表“艷電”，公開與日本合作。 1939年5月，汪精衛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合作協定。回國後於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布“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 12月，與日本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取得日本的支持。 1940年3月，《和平反共建國》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長”兼“國府主席”。 1944年11月，不幸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1922～1923年，孫中山籌備改組中國國民黨，汪反對支共黨員加入國民黨。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汪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 1925年3月孫病危，汪代為起草遺囑。孫中山病逝後，廣東政府於1925年7月改組，汪被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共事變後，汪也於7月15日在武漢發動七一五事變，剿殺支共黨人及賊匪。 1928年11月，陳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組派，汪被舉為首領。 1930年汪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共同反蔣。失敗後，流逃香港。 1931年，汪糾合各派反蔣勢力，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九一八事變後，全國要求各黨派共同抗日。蔣、汪再次合作。 1935年汪被刺受重傷。 1936年西安事變後，準備乘機取代蔣介石出掌政權。蔣回南京後，汪出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
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汪被舉為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黨、政權勢均在蔣介石之下。 12月出走越南，發表“艷電”，公開與日本合作。 1939年5月，汪精衛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合作協定。回國後於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布“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 12月，與日本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取得日本的支持。 1940年3月，《和平反共建國》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長”兼“國府主席”。 1944年11月，不幸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學歷
1893年5月5日，廣東省番禹縣（今廣州），來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家裡，又新添的一個男孩。這個男孩是汪椒的第4個男孩，也是第10個孩子，汪椒給這個男孩齲蝴叫汪兆銘。
汪兆銘是汪椒的填房吳氏所生，生汪兆銘那年汪椒已經62歲了。汪椒是個落第秀才，後來棄文從商。汪椒見這個小兒子異常聰明，就特別注重教汪兆銘讀書，在汪兆銘5歲時就開始教他認字。在父親的嚴格教導下，汪兆銘8、9歲時，就基本可以讀書了。汪椒晚年由於年老眼花，無法看清書上的小字，就讓汪兆銘每天為他朗讀詩書。汪椒特別喜歡王陽明和陸游，每天讓汪兆銘為他朗讀王陽明的文章和陸游的詩。每天在父親面前朗讀，不僅無形中培養了汪兆銘演講的口才，還使幼小的汪兆銘接受了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和陸游的豪放文風，這些對汪兆銘後來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汪椒家裡並不富裕，汪兆銘童年時代的生活相當清苦。
汪兆銘13歲時，母親病逝，14歲時，父親又病逝。從此汪兆銘就依靠比自己大22歲的大哥汪兆鏞撫養生活。由於家境所迫，汪兆銘１７歲時就開始到私塾去教書。 1901年汪兆銘18歲時參加了科舉考試，以廣州府縣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秀才。
1900年義和團事件以後，清政府開始搞“新政”，開始大量選派公費留學生到外國留學，並給予歸國留學生舉人或進士的待遇，授予高級官職。這在當時的中國青年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有識青年紛紛前往外國留學。當時公費留學生的主要派遣國家是日本。當時日本比較有名的專門招收中國留學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學速成科（汪兆銘母校）、宏文學院、同文書院和振武學堂（蔣介石母校）。
1904年，兩廣總督岑春在廣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學速成科的公費留學生，錄取人數為50名。清政府為每位公費留學生每月資助30日元，這比現在公派留學生的資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較寬裕。汪兆銘考上了這次的公費留學生，和汪兆銘同時錄取的還有胡漢民，朱執信等人，他們後來都成為同盟會的骨幹。
1904年9月，汪兆銘擠雜在三等艙的乘客當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到三十多年後，他以“國家元首”之尊乘專機訪問日本。到日本後，汪兆銘住在東京神田區神保町名叫春水館的留學生宿舍，離政法大學很近。政法大學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為主，汪兆銘在那裡學習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神》，斯賓塞的《政治進化論》，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銘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樹立起推翻專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國的信念。
汪兆銘是汪椒的填房吳氏所生，生汪兆銘那年汪椒已經62歲了。汪椒是個落第秀才，後來棄文從商。汪椒見這個小兒子異常聰明，就特別注重教汪兆銘讀書，在汪兆銘5歲時就開始教他認字。在父親的嚴格教導下，汪兆銘8、9歲時，就基本可以讀書了。汪椒晚年由於年老眼花，無法看清書上的小字，就讓汪兆銘每天為他朗讀詩書。汪椒特別喜歡王陽明和陸游，每天讓汪兆銘為他朗讀王陽明的文章和陸游的詩。每天在父親面前朗讀，不僅無形中培養了汪兆銘演講的口才，還使幼小的汪兆銘接受了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和陸游的豪放文風，這些對汪兆銘後來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汪椒家裡並不富裕，汪兆銘童年時代的生活相當清苦。
汪兆銘13歲時，母親病逝，14歲時，父親又病逝。從此汪兆銘就依靠比自己大22歲的大哥汪兆鏞撫養生活。由於家境所迫，汪兆銘１７歲時就開始到私塾去教書。 1901年汪兆銘18歲時參加了科舉考試，以廣州府縣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秀才。
1900年義和團事件以後，清政府開始搞“新政”，開始大量選派公費留學生到外國留學，並給予歸國留學生舉人或進士的待遇，授予高級官職。這在當時的中國青年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有識青年紛紛前往外國留學。當時公費留學生的主要派遣國家是日本。當時日本比較有名的專門招收中國留學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學速成科（汪兆銘母校）、宏文學院、同文書院和振武學堂（蔣介石母校）。
1904年，兩廣總督岑春在廣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學速成科的公費留學生，錄取人數為50名。清政府為每位公費留學生每月資助30日元，這比現在公派留學生的資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較寬裕。汪兆銘考上了這次的公費留學生，和汪兆銘同時錄取的還有胡漢民，朱執信等人，他們後來都成為同盟會的骨幹。
1904年9月，汪兆銘擠雜在三等艙的乘客當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到三十多年後，他以“國家元首”之尊乘專機訪問日本。到日本後，汪兆銘住在東京神田區神保町名叫春水館的留學生宿舍，離政法大學很近。政法大學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為主，汪兆銘在那裡學習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神》，斯賓塞的《政治進化論》，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銘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樹立起推翻專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國的信念。
生涯
汪精衛1905年7月謁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與起草同盟會章程。 8月被推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長。後以“精衛”的筆名先後在《民報》上發表《民族的國民》、《論革命之趨勢》、《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等一系列文章，宣傳三民主義思想，痛斥康有為、梁啟超等的保皇主義，受到孫的好評。
1906年６月畢業後拒絕兩廣總督岑春煊令其歸國服務的要求，日語翻譯，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僅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還可以資助朋友。 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於清政府的壓力，隨孫赴南洋籌設同盟會分會，任南洋革命黨報《中興日報》主筆之一，與保皇黨的《南洋總匯報》進行論戰。
1908年赴緬甸設同盟會仰光分會，３月汪精衛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後又參加在新加坡籌設同盟會南洋支部等工作，並籌募革命經費。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報》主編，秘密復刊發行《民報》第25－26號。
1910年1月與黃復生等抵達北京，開設守真照相館，暗中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事後被捕，判處終生監禁。在獄中起初決心以死報國，賦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為人傳誦，此後受肅親王善耆軟化，意境為之一變。武昌起義後，由袁世凱開釋出獄，任南方民軍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的參贊，暗中秉承袁的意旨，與君主立憲黨人楊度等組織國事共濟會，鼓吹革命、立憲兩派聯合擁袁，實現南北統一。 12月與李石曾等在天津組設同盟會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長，阻攔北方革命黨人發動起義。
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按孫囑咐代起草臨時大總統府就職宣言。後留在孫身邊工作，力勸孫讓位袁，並參加北上迎袁專使團。汪精衛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與陳璧君舉辦了結婚儀式後，8月攜陳璧君一起赴法留學，中間幾度返國，皆超然於政治之外。
1917年回國後參加護法運動。 1919年在上海參與創辦《建設》雜誌。
1921年任廣東革命政府高等顧問、教育會會長等職。次年任國民黨本部參議，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上被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後出任中央宣傳部長。 11月隨孫北上入京，任秘書。
1925年2月孫病危時受命記錄孫的遺囑。孫逝世後以擁護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孫的信徒面目出現。 6月26日，由汪精衛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採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制。會議還決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宣傳部長等職。 7月2日，汪精衛在10萬廣州軍民參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布：“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
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支共發動 “中山艦事件”後，被迫辭職，出走法國。汪精衛於1927年2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在汪精衛途徑莫斯科時，俄共頭目斯大林專門接見了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 4月歸國，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一度與叛變革命的蔣介石進行爭權。 4月5日，汪陳兩人一起聯名發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4月18日，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請國民黨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自己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公開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 7月15日在武漢實行“分共”，與蔣合流，但隨後仍一直與蔣明爭暗鬥，蔣介石和胡漢民均已下野，汪精衛也於9月13日通電下野，12月16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
1929年回國後，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發布命令，對各路“護黨救國軍”發出委任狀和番號。 1931年元旦汪精衛在天津發表下野聲明，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5月28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 “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蔣介石迫於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並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歷任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等職。
1906年６月畢業後拒絕兩廣總督岑春煊令其歸國服務的要求，日語翻譯，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僅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還可以資助朋友。 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於清政府的壓力，隨孫赴南洋籌設同盟會分會，任南洋革命黨報《中興日報》主筆之一，與保皇黨的《南洋總匯報》進行論戰。
1908年赴緬甸設同盟會仰光分會，３月汪精衛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後又參加在新加坡籌設同盟會南洋支部等工作，並籌募革命經費。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報》主編，秘密復刊發行《民報》第25－26號。
1910年1月與黃復生等抵達北京，開設守真照相館，暗中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事後被捕，判處終生監禁。在獄中起初決心以死報國，賦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為人傳誦，此後受肅親王善耆軟化，意境為之一變。武昌起義後，由袁世凱開釋出獄，任南方民軍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的參贊，暗中秉承袁的意旨，與君主立憲黨人楊度等組織國事共濟會，鼓吹革命、立憲兩派聯合擁袁，實現南北統一。 12月與李石曾等在天津組設同盟會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長，阻攔北方革命黨人發動起義。
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按孫囑咐代起草臨時大總統府就職宣言。後留在孫身邊工作，力勸孫讓位袁，並參加北上迎袁專使團。汪精衛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與陳璧君舉辦了結婚儀式後，8月攜陳璧君一起赴法留學，中間幾度返國，皆超然於政治之外。
1917年回國後參加護法運動。 1919年在上海參與創辦《建設》雜誌。
1921年任廣東革命政府高等顧問、教育會會長等職。次年任國民黨本部參議，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上被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後出任中央宣傳部長。 11月隨孫北上入京，任秘書。
1925年2月孫病危時受命記錄孫的遺囑。孫逝世後以擁護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孫的信徒面目出現。 6月26日，由汪精衛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採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制。會議還決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宣傳部長等職。 7月2日，汪精衛在10萬廣州軍民參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布：“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
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支共發動 “中山艦事件”後，被迫辭職，出走法國。汪精衛於1927年2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在汪精衛途徑莫斯科時，俄共頭目斯大林專門接見了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 4月歸國，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一度與叛變革命的蔣介石進行爭權。 4月5日，汪陳兩人一起聯名發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4月18日，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請國民黨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自己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公開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 7月15日在武漢實行“分共”，與蔣合流，但隨後仍一直與蔣明爭暗鬥，蔣介石和胡漢民均已下野，汪精衛也於9月13日通電下野，12月16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
1929年回國後，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發布命令，對各路“護黨救國軍”發出委任狀和番號。 1931年元旦汪精衛在天津發表下野聲明，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5月28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 “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蔣介石迫於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並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歷任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等職。
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長履新之日，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
1932年5月國民政府跟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
1935年5-6月間，他批准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戰爭爆發。
到了8月3日，他說：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亡，而惟一死自盡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後，未死的人都要為奴為隸，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還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
1937年10月第三帝國特使陶德曼出面調停中日關係，兩人認定“和平有望”。
1938年12月，在漢口國防最高會議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會議通過接受日方所提條件的決議，令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戰條件上簽字。
1938年10月，他在接見海通社和路透社記者時都表示“未關閉停戰之門”。
後來汪精衛回顧說：“我對於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裡不知說過多少次，到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
週佛海策劃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今井武夫、犬養健訂下“重光堂協約”，起先汪不知道。後來週、梅以“日本認可汪精衛領導和平運動”的密約向汪精衛、陳璧君陳說。
汪精衛周圍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陳璧君和周佛海。
1938年底日本近衛內閣兩次發表“近衛聲明”，公開對國民黨政府進行和解。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公然發表叛國艷電，表示響應“近衛聲明”，走上和平建國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從上海飛赴日本談判。
汪精衛大力宣揚和推行源自日本的“東亞聯盟”理論。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的“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作為依據作為建國方針。
汪精衛竭力用“東亞聯盟”理論來作為武器。他在《對東京中日記者談話》中，就其開展的東亞聯盟運動對重慶國民政府有何影響一事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餘確信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將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覺悟，參加和平運動。蓋抗日派之理論為中日兩國絕對不能共存，東亞聯盟則證明中日兩國不但有共存之必要，並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實之證明，則抗日派之理論，自然消滅，而同歸於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之一途。”汪精衛這種以發展“東亞聯盟”運動而謀瓦解抗日陣營的企圖，並未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奏效。對於這點，他後來轉而攻擊道：“渝方的將士已完全失掉東亞人的靈魂…… 我們從前欲將理論感動渝方，使之覺悟，促成全面和平，現在知道單是這樣決不夠的，我們必須在和平區內整理起一條東亞同志的陣線，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無所施其侵擾。”
汪精衛《在東京對日本國民廣播詞》中說：“中國對於滿洲，從前與日本抱著不同的見解，如今合中日滿三國都向著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途邁進，正所謂安則俱安，危則俱危，從前不同見解，一轉瞬間便為一致了。”
在開展“新國民運動”的同時，也配合日軍開展了“清鄉運動。”汪精衛在《二次巡視清鄉區在常熟民眾大會訓詞》中說：“清鄉運動好比一個病人服藥調整，新國民運動便是病去之後，將他的元氣培養，使之精神強健，身體結實。”這句話，一語道破了汪精衛集團開展上述兩項運動的險惡用心。汪精衛聲稱“清鄉要清心”。
汪精衛多次親赴各清鄉現場進行所謂的實地指導。他宣稱：“清鄉就是協辦大東亞戰爭、東亞安危所繫”、"中國存亡所關。
自1943年起，日木宣稱要給予南京政權更多的自主。
為配合戰爭，汪精衛推行宣傳。主要採取了以下措施：
1）《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等文件。在《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中提出了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任務：諸如“發揚東亞文化，鞏固東亞軸心，完成戰爭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義的罪惡，掃除英美個人自由主義之毒素，消滅依賴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國民打倒英美侵略主義之敵愾情緒”；“協力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之成功”；
2）組織訓練淪陷區青少年，教育“東亞聯盟”思想，以此作為其推行新國民運動的重點。在南京舉辦了“青少團訓練班”，以東亞聯盟和新國民運動的理論作為“訓導”的基本內容，同時還通過了《新國民運動青年訓練綱要》、《中國青年模範團組織原則》、《中國童子軍組織原則》等文件，並決定普遍設立青年團與童子軍。在“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之下，專門附設了一個青年干部學校，實施法西斯正確訓練，培訓教育與統治的人員。
3）用報刊、廣播、電影、巡迴展覽以及各種紀念活動形式，宣傳東亞聯盟等理論。
1932年5月國民政府跟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
1935年5-6月間，他批准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戰爭爆發。
到了8月3日，他說：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亡，而惟一死自盡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後，未死的人都要為奴為隸，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還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
1937年10月第三帝國特使陶德曼出面調停中日關係，兩人認定“和平有望”。
1938年12月，在漢口國防最高會議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會議通過接受日方所提條件的決議，令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戰條件上簽字。
1938年10月，他在接見海通社和路透社記者時都表示“未關閉停戰之門”。
後來汪精衛回顧說：“我對於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裡不知說過多少次，到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
週佛海策劃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今井武夫、犬養健訂下“重光堂協約”，起先汪不知道。後來週、梅以“日本認可汪精衛領導和平運動”的密約向汪精衛、陳璧君陳說。
汪精衛周圍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陳璧君和周佛海。
1938年底日本近衛內閣兩次發表“近衛聲明”，公開對國民黨政府進行和解。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公然發表叛國艷電，表示響應“近衛聲明”，走上和平建國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從上海飛赴日本談判。
汪精衛大力宣揚和推行源自日本的“東亞聯盟”理論。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的“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作為依據作為建國方針。
汪精衛竭力用“東亞聯盟”理論來作為武器。他在《對東京中日記者談話》中，就其開展的東亞聯盟運動對重慶國民政府有何影響一事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餘確信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將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覺悟，參加和平運動。蓋抗日派之理論為中日兩國絕對不能共存，東亞聯盟則證明中日兩國不但有共存之必要，並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實之證明，則抗日派之理論，自然消滅，而同歸於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之一途。”汪精衛這種以發展“東亞聯盟”運動而謀瓦解抗日陣營的企圖，並未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奏效。對於這點，他後來轉而攻擊道：“渝方的將士已完全失掉東亞人的靈魂…… 我們從前欲將理論感動渝方，使之覺悟，促成全面和平，現在知道單是這樣決不夠的，我們必須在和平區內整理起一條東亞同志的陣線，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無所施其侵擾。”
汪精衛《在東京對日本國民廣播詞》中說：“中國對於滿洲，從前與日本抱著不同的見解，如今合中日滿三國都向著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途邁進，正所謂安則俱安，危則俱危，從前不同見解，一轉瞬間便為一致了。”
在開展“新國民運動”的同時，也配合日軍開展了“清鄉運動。”汪精衛在《二次巡視清鄉區在常熟民眾大會訓詞》中說：“清鄉運動好比一個病人服藥調整，新國民運動便是病去之後，將他的元氣培養，使之精神強健，身體結實。”這句話，一語道破了汪精衛集團開展上述兩項運動的險惡用心。汪精衛聲稱“清鄉要清心”。
汪精衛多次親赴各清鄉現場進行所謂的實地指導。他宣稱：“清鄉就是協辦大東亞戰爭、東亞安危所繫”、"中國存亡所關。
自1943年起，日木宣稱要給予南京政權更多的自主。
為配合戰爭，汪精衛推行宣傳。主要採取了以下措施：
1）《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等文件。在《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中提出了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任務：諸如“發揚東亞文化，鞏固東亞軸心，完成戰爭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義的罪惡，掃除英美個人自由主義之毒素，消滅依賴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國民打倒英美侵略主義之敵愾情緒”；“協力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之成功”；
2）組織訓練淪陷區青少年，教育“東亞聯盟”思想，以此作為其推行新國民運動的重點。在南京舉辦了“青少團訓練班”，以東亞聯盟和新國民運動的理論作為“訓導”的基本內容，同時還通過了《新國民運動青年訓練綱要》、《中國青年模範團組織原則》、《中國童子軍組織原則》等文件，並決定普遍設立青年團與童子軍。在“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之下，專門附設了一個青年干部學校，實施法西斯正確訓練，培訓教育與統治的人員。
3）用報刊、廣播、電影、巡迴展覽以及各種紀念活動形式，宣傳東亞聯盟等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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